(李)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。不是小好，是大好。
高兴的时候，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。苦禅、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。常浚的《碰碑》，苦禅的《夜奔》，邹佩珠的《搜孤救孤》，大家唱完了，要我来一段；一段之后又一段，头一段《独木关》，第二段《打棍出箱》。可染拉完之后满脸惊讶，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:“你，你这是哪年的腔？高庆奎？刘鸿声？那么古？我琴都跟不上！”
我不知如何是好！小时候是跟着“高亭”和“百代”公司学唱的京戏，二十年代的事，怎清楚是谁？有好些年我不敢对可染再提起京戏的事。
可染先生做学生的时候，杨宝森曾劝他别念“杭州艺专”，和他拉琴去，他不干。看起来他做对了。可惜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们院子里的几口破嗓子的下场，实在太过可惜和浪费了。
他有不少京剧界的老朋友，甚至是亲戚，如尚和玉、俞振飞、萧长华、盖叫天。齐白石老人也来过好多次。他的到来，从前院到后院都是孩子们的呼啸:“齐爷爷来了！齐爷爷来了！”孩子们呼啸着把老头子搀进院子，又呼啸着把老头子搀扶出去。
记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护士跑得不知所踪，令他十分伤心而焦急；一次是过春节的信步所至；一次是因湘潭故乡来了一位七十多岁、无理取闹、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钱要东西的儿子，他来找学生李可染帮忙解决困难。这一次他在底衣里全身披挂着用布条缝着的小金块，托可染暂时帮他收存，以免那个“调皮的儿子”拿走。
可染先生夫妇总是细心料理齐老人这些乌七八糟的琐碎事，并以此为乐。
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。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。一出门抬头右看，即能看到他的活动。半夜里，工作告一段落时，准备回到卧室。走出门外，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，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；往往使我十分感动。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！
他所谓的那个“案”，其实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之极的写字台，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。说起这张毯子，很少人会知道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，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“力透纸背”磨穿的洞。
白石先生逝世时，他和关良先生正在德国开画展。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令他十分伤心，每次提起都叹息不止。